番外 伦敦往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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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7月3日，伦敦。

    虽然这座帝国的首都已经乱了很久，但还没有真正打起来。议会照常开会，国王的命令暂时还能传出白金汉宫。

    共和派在特拉法尔加广场散发要求国王退位的传单，工人党的纠察队守着东区的工会，爱尔兰公民军在地下室里储存武器，保王党人依旧控制着白厅一带的屋顶和路口……

    联邦派议员则在四处游说，声称只要把王室和帝国都改造成联邦，英国就不必走到革命那一步。

    王室仍能调动伦敦的警察和军队，勉强占着一点优势；可如果共和派和工人党联手，或者爱尔兰人肯为谁打头阵，那这点优势立刻就烟消云散。

    各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也都怕别人先动手，于是先把枪和炸药藏好，然后一边谈判，一边等着某个失去耐心的人开第一枪。

    零星的冲突免不了。罢工的工人拦住军用货车，被骑警驱散；第二天就有警察在小巷里被人打伤。

    议会门外每天都有人斗殴，王宫附近的沙袋越堆越高，偶尔还会从远处传来一声枪响。

    7月3日下午，东区一间停业的杂货铺后面，肖恩·凯莱赫正同三名爱尔兰公民军成员检查两只特制的“饼干盒”。

    盒子里面没有饼干，只有炸弹。

    按照原来的计划，今晚他们会炸断通往一处兵营的铁路线，让保王党明白爱尔兰人随时可以让他们的军队瘫痪。

    门外忽然响起两短三长的敲门声，随后区队长欧文·莫兰进了屋。

    他看了眼桌上的炸弹，又把一份刚刚收到的密电递给凯莱赫：“行动取消。把炸弹收起来，未来七天都不准用它。”

    凯莱赫有些错愕：“我们用了三个星期时间准备，现在让我们停手？”

    欧文·莫兰叹了口气：“不只是炸弹。手枪也不许带上街，遇到警察不能先动手。”

    “谁下的命令？这是准备投降吗？”

    “是马凯维奇夫人亲自下的令。”

    凯莱赫没话说了，他可以质疑任何人妥协，但马凯维奇夫人绝不在此列。

    “夫人为什么下这个命令？议会答应让我们独立了？”

    欧文·莫兰摇了摇头：“他们才不会答应。但你不用担心，共和派、工人党、保王党和联邦派都会停手。至少这个星期，谁把枪炮带上街头，谁就是所有人的敌人。”

    凯莱赫更疑惑了：“那是为什么？”

    欧文·莫兰用火柴烧掉了电报：“因为那位女士要回伦敦了。”

    “女士？哪位女士？”

    欧文·莫兰的声音都变得庄严起来：“她虽然在巴黎，却是伦敦真正的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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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时间，相似的命令在伦敦持续散播。

    工人党总部通知各区纠察队，未来一周照常集会，但不许携带枪支；本·蒂利特让码头工人把铁棍留在仓库，谁来挑衅，先记下名字，等下个星期再算账。

    保王党控制的几处军械库也接到王宫密令，未经许可不得发放弹药，更不得把机关枪架到街口。

    乔治五世要求所有仍然效忠王室的人记住一件事：任何人都不得伤害那位女士！

    自由党议员阿瑟·庞森比负责把这几方的安排送进白厅，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外交部政务次官罗伯特·塞西尔看完文件以后，把“停战”给删了，改成了“保持克制”。

    王室不会同革命者签停战协定，革命者也不会承认王室有权命令他们，他们只是共同保持对一位令人尊敬的女士应有的态度。

    傍晚以前，伦敦街头已经看不见任何公开携带枪支的人，而之前市民对此已经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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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市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伦敦的上流社会却已经乱成一团。

    从巴黎来的消息只有一句话：离开伦敦将近十年的佩蒂女士，将在明晨抵达查令十字车站。

    这句话先从多佛传到伯明翰，又从张伯伦家的电话传进圣詹姆斯街的俱乐部。

    秘书们匆匆离开餐桌去找议员；管家们敲开了主人的书房；仆人们乘马车赶往远郊的豪宅送信……

    火车站很快接到几十个内容相近的电话，全在询问佩蒂女士会搭乘哪一班车、在哪个站台下车。

    不到两个小时，“佩蒂女士回来了”的耳语便传遍了伦敦。

    虽然没有说她回伦敦的理由，但所有认识索雷尔家的人都知道，她肯定不是为了参加哪一场舞会或者晚宴才回来的。

    伯明翰地方建设委员会主席内维尔·张伯伦推掉了第二天的全部安排，连夜乘车赶到了伦敦。

    下院议员、帝国事务委员会秘书利奥·埃默里开始在车站周围安排人手，确保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刚刚卸任海军第一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站在镜子前，反复试着领带，终于让自己的妻子克莱门汀不耐烦起来。

    “佩蒂女士才不会在意你戴哪一条领带呢。”

    “哪怕她不在意，我也不能随便。”

    克莱门汀叹了口气，替他选了最不起眼的那条。

    她并不是真的在嫉妒佩蒂，却多少有些遗憾那场二十八年前的灾难发生时，自己没有在现场。

    那群人当时都还是孩子，后来无论他们成为议员、大臣、律师还是报社老板，都在那天拥有了一段无法取代的共同回忆。

    成年以后，他们的政治立场从未统一过。

    在殖民地地位、王室去留、爱尔兰独立、欧洲战争……几乎在所有问题上，丘吉尔、张伯伦、埃默里、庞森比和塞西尔都存在巨大的分歧。

    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恨不得将对方置于死地！

    可既然佩蒂即将抵达伦敦，他们就必须像当年在废墟里那样，分配好彼此的工作：

    有人去守护车站，有人去约见律师，有人通知报社闭嘴，还有人负责盯住那些可能趁机闹事的年轻人。

    伦敦的裁缝、理发师和马车夫也跟着忙了起来。

    几位前一天还在报纸上讨论国王应当退位还是应当镇压革命的绅士，这一晚忽然开始关心礼服是否合身、胡子是否整齐。

    妻子们嘴上说他们可笑，最后仍然会替丈夫准备合适领结与袖口，免得他们在佩蒂女士面前失了风度。

    她们知道自己的丈夫见到她以后，多半会重新变成当年那个满脸尘土、老老实实等她分派任务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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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清晨，一向繁忙的查令十字车站，安静得简直像被废弃了。

    站外没有游行的人群，没有携带武器的军警，不同阵营派来的人分守几个入口。

    站台上站着一群本该势同水火的人。

    内维尔·张伯伦、温斯顿·丘吉尔、利奥·埃默、阿瑟·庞森比、罗伯特·塞西尔、菲利帕·福西特……互相都装看不见对方。

    几名记者被车站经理死死地关在候车室里。

    七点钟，第一班从多佛开来的列车沿着铁轨驶进车站

    停稳后，贵宾车厢的门先打开了。

    一位风姿夺目的女士独自一人走下车厢，重新踏上了伦敦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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