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武汉，我们来了

(去读书 www.qudushu.la)    二零二零年，腊月二十九，哈尔滨。

    雪下了一整天，没有停的意思。

    李明远坐在地毯上，让孙子当马骑。客厅的暖气烧得很足，窗玻璃上蒙着一层雾气，外面的雪光透进来，把屋子里的一切都染成淡蓝色。电视开着，声音调到最小，像一个自言自语的人。

    “星期一——”他把生音拖得很长，带着只有对孙辈才会有的耐心，“毛毛虫吃了一个苹果。可是——”

    “可是它还是很饿！”孙子抢在他前面喊出来，两只小手扒着他的肩膀，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他胸口上。那本《好饿的毛毛虫》摊在他们中间，封面的毛毛虫图案已经磨得只剩下一个轮廓。有几页用透明胶带粘过——是孙子自己粘的，胶带歪歪扭扭，皱成一团，像一道愈合得不太好的伤疤。

    李明远的老花镜滑到鼻尖上。他用拇指往上推了推，镜腿上缠着的白色胶布蹭过太阳穴。这副眼镜配了三年，螺丝松过两次，他懒得去修，拿胶布缠上了事。王淑芬说过他很多次——“你去配副新的能花多少钱？”他说“还能用”。她说“你就抠吧”。抠。她说得对。他对什么都抠，唯独对时间不抠——或者说，他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

    孙子的小手指戳着书页上的洞洞，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中午吃的火龙果的颜色。“星期二，毛毛虫吃了两个梨——”他念得很大声，像是在宣布什么了不得的发现。

    电视里的声音忽然变大了一格。

    “——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十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李明远的手指停在书页上。

    封城。

    这个词像一根针，从耳朵里扎进去，一直扎到某个他叫不出名字的地方。他在骨科干了三十一年，经历过非典、甲流、禽流感，但从没听过这个词。封城。一座一千万人口的城市，被封住了。像一艘航行中的船忽然抛锚，像一扇正在打开的门被人从外面推上了。

    孙子抬起头看他：“爷爷，你怎么不念了？”

    “爷爷在听新闻。”他说。

    “新闻有什么好听的。”孙子嘟囔着，自己去翻下一页。他还不认识几个字，但这本书他已经背下来了，每一页画着什么他都知道。翻到草莓那一页的时候，他把手指塞进洞里，转了一圈。

    李明远的手机响了。视频通话的铃声是孙子帮他设的——一首他不知道名字的歌，女声唱得很高，每次响起来他都手忙脚乱地找接听键。

    屏幕上跳出一个名字：淑芬。

    他接起来。王淑芬的脸出现在屏幕里，背景是牡丹江医科大学附属红旗医院的走廊。那条走廊他走过无数次——墙是淡绿色的，日光灯管有两根坏了，一闪一闪的。她身后的墙上贴着疫情防控的宣传画，红色的大字写着“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她还没换衣服。白大褂的领口露出里面的高领毛衣，藏蓝色的，领子翻下来，上面沾了一小块碘伏的痕迹，褐色的，像一小片干涸的血。她的头发从帽子里滑出来几缕，贴在额头上，被汗水浸湿了。

    “封城了。”她说。没有寒暄，没有铺垫，直接说了这两个字。她的声音发紧，像是喉咙里卡了一根鱼刺，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老李，你那边怎么样？”

    “还正常。”李明远把手机靠在茶几上的水杯上。水杯是孙子用的，上面印着一只卡通恐龙，绿色的，张着嘴。镜头歪了，他的脸只露出一半，另一半是天花板。他伸手去调角度，手指碰到杯子上恐龙的牙齿，凉的。“你们呢？”

    王淑芬没有说话。她把手机转了一下，镜头扫过走廊。

    他看到了。

    走廊尽头的发热门诊，门口的灯箱亮着红色的“发热门诊”四个字，二十四小时亮着，从不停歇。灯箱下面的长椅上坐着三个人，都戴着口罩。其中一个弯着腰，两只手撑着膝盖，像是在忍受什么疼痛。另外两个坐得很远，中间隔了三个空位，像是彼此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

    一个护士从发热门诊里走出来。她穿着白色的防护服，拉链从下巴一直拉到脚踝，整个人被裹得像一只茧。她走到长椅边，弯下腰，跟那个弯腰的患者说话。她的声音隔着防护服传出来，闷闷的，像从很远的地方喊过来。患者抬起头——是个年轻女人，脸上戴着口罩，眼睛红肿，像是刚哭过。她说了句什么，护士点点头，伸手去扶她。那只戴着三层手套的手碰到她的胳膊时，她整个人抖了一下。

    “今天收了一个从武汉回来的。”王淑芬的声音从画面外传进来，“前天到的牡丹江，昨天开始发烧，三十八度五。咳嗽，干咳，没有痰。CT显示双肺多发磨玻璃影。”

    “核酸做了吗？”

    “做了。结果没出来。”她的镜头晃了一下，对准了她自己的脸。走廊的日光灯在她脸上投下冷白色的光，把她额头上那道皱纹照得很清楚——那道纹是这两年才有的，像是有人拿刀在她眉心上方轻轻划了一下。“但影像已经很典型了。”

    她停了一下。李明远听到她身后的护士在喊什么，声音被口罩和防护服层层削弱，传到他耳朵里时只剩下几个模糊的音节。

    “医院已经开始准备了。”王淑芬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在说一件她不太确定该不该说的事，“发热门诊二十四小时值班。隔离病区腾出来了，原来消化科那层楼，半天之内全部清空。防护物资在盘点，N95的库存——”她顿了一下，“够用两周。”

    两周。

    李明远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两周不是十四天，两周是一个倒计时。两周之后会怎样，她没说，他也没问。他们结婚三十一年，早就学会了哪些话该说，哪些话该留在心里烂掉。

    “爷爷！”孙子从他腿上滑下去，跑去茶几另一边拿了一本新的绘本，“这本！讲这本！”

    是《猜猜我有多爱你》。封面上画着一大一小两只兔子，耳朵竖着。

    “爷爷在跟奶奶说话。”李明远说。

    “我要跟奶奶说话！”孙子凑到手机前面，整张脸把屏幕占满了，只剩下两只眼睛和一个鼻子。“奶奶！奶奶你看！下雪了！”他把手机举起来，对准窗户。窗外的雪还在下，比刚才更大了。雪花不是飘下来的，是砸下来的，一大团一大团，像是谁在天上撕碎了云朵往下扔。

    “奶奶看到了。”王淑芬的声音忽然软了下来，像一块冰含在嘴里慢慢化了。“你穿袜子没有？”

    “穿了！”

    “骗人。奶奶看到你光着脚。”

    孙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嘿嘿笑了。他的笑声很亮，像冬天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这个被新闻和口罩和封城的消息填满的下午。

    “去穿袜子。”李明远说。

    “爷爷帮我穿。”

    “自己穿。”

    “爷爷——”

    “去吧。”他拍了拍孙子的屁股。孙子撇着嘴走了，两只光脚踩在木地板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屏幕里只剩下王淑芬的脸。她看着孙子走远的方向，嘴唇抿着，抿成一条线。那条线李明远见过很多次——儿子高考那年她站在考场外面，嘴唇抿成这样；父亲进手术室那天她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嘴唇抿成这样；去年她被评为副院长那天，站在台上发言之前，嘴唇也是抿成这样的。

    “老李。”

    “嗯。”

    “你降压药还有多少？”

    “够的。”

    “速效救心丸呢？”

    “随身带着。”

    “你别骗我。”

    “骗你干什么。”

    她看着屏幕。隔着四百公里的光纤和无数个信号塔，她的目光像一只手，从手机屏幕里伸出来，摸了摸他的脸。不是摸，是检查。她在检查他的脸色，他的眼袋，他鬓角新长出来的白头发。他往旁边偏了偏头，不让屏幕里的光照到左边鬓角。

    “你头发该理了。”她说。

    “正月不理发。”

    “谁跟你说的。”

    “老话。”

    “你就信那些老话。”

    他没接话。窗外的雪落在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楼上有人在弹钢琴，弹的是《致爱丽丝》，弹得不熟练，同一个地方错了三次，每次都从头再来。

    “老李。”

    “嗯？”

    “我有点怕。”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忽然变了。不是那个副院长在说话，不是那个在走廊里指挥若定的主任医师在说话，是王淑芬在说话。是他认识的那个王淑芬——那个会因为儿子第一次叫妈妈而哭的王淑芬，那个在他装完支架后在病房里守了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的王淑芬，那个会在深夜把脚伸到他腿下面取暖的王淑芬。

    “怕什么。”他说。

    “我不知道。”她的目光移开了，看向某个他看不见的地方。画面里只剩下她的侧脸，耳垂上戴着一副小小的金耳环——是他们结婚二十周年那天他买的。他本来想买铂金的，她说黄金保值。“就是怕。不是怕死。是怕……”

    她没说完。

    但李明远知道她想说什么。是怕来不及。怕来不及把那些攒了一辈子的话说出口，怕来不及等孙子长大，怕来不及把冰箱里那罐腌好的酸菜吃完，怕来不及在春天的早晨一起逛一次早市。他们总是觉得还有时间。还有明年，还有后年，还有退休以后，还有孙子上了学以后。他们把所有的“以后”都存进一个叫未来的银行里，却不知道那家银行会不会忽然关门。

    “淑芬。”

    “嗯。”

    “不会有事的。”

    “你又骗我。”

    “这次不骗你。”

    她笑了一下。那种笑李明远很熟悉——嘴角往上弯，眼睛却不弯。三十一年了，她每次这样笑的时候，他就知道她在心里骂他傻子。

    挂掉电话之后，客厅忽然安静了。电视还在播新闻，主持人正在念一串数字，确诊多少例，疑似多少例，死亡多少例。数字没有名字，没有脸，没有坐在孙子身边讲故事的那个下午。但李明远知道，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人。一个人后面有一个家。一个家后面有一整片塌掉的天空。

    孙子从卧室跑出来，脚上穿着一双袜子——一只蓝色，一只灰色。他显然是从抽屉里随便抓了两只，也不管是不是一双。他跑到李明远面前，把《猜猜我有多爱你》塞到他手里。

    “爷爷讲。”

    “好。”李明远把他抱到腿上，翻开第一页。“小栗色兔子该上床睡觉了，可是他紧紧地抓住大栗色兔子的长耳朵不放——”

    他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像是在数自己还剩多少时间。

    窗外的雪还在下。

    正月初二。

    通知是下午三点零七分到的。

    李明远记得这个时间，因为当时他正在办公室写论文，屏幕右下角的时间跳了一下，从15：06变成15：07，他的手机就响了。不是电话，是短信。黑龙江省卫健委的红头文件，发到所有三甲医院院长和科主任的手机上。

    他看了三遍。

    第一遍是从左往右扫过去的，看到了“援鄂医疗队”“哈医大一院”“三十名”这几个词。第二遍是一行一行读的，确认了名单上那些名字——呼吸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科，都是对口专业。第三遍他只看最后一行——“李明远同志任黑龙江省首批援鄂医疗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分队队长”。

    队长。

    他把手机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办公室的窗户朝北，常年照不到太阳，窗台上落了一层灰，灰里嵌着几只死掉的小飞虫，翅膀干透了，轻轻一碰就会碎掉。窗外是哈尔滨的冬天，灰白色的天像一块洗了太多次的旧床单，皱巴巴地铺在城市上方。楼下院子里停着几辆车，车顶上积着雪，雪上面落着新的雪。有一辆车的雨刷器竖起来了，像两只举起来投降的手。

    他站了很久。

    久到电脑屏幕自动息屏了，黑色的屏幕上倒映出他自己的脸。一张老脸。眼皮往下耷拉着，眼袋鼓出来，像一个没装满的水袋。嘴角的法令纹从上往下划了两道，深得能夹住一粒米。他忽然想起儿子小时候问他，爸爸你脸上为什么有两条线。他说那是笑的痕迹。儿子说那你怎么不笑了。

    他拉开办公室的门，走到走廊尽头的阳台。

    阳台很小，只够站两个人。医院大楼的中央空调外机在这里嗡嗡作响，震得地面微微发颤。阳台栏杆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像一道愈合后又被撕开的伤疤。

    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包烟。

    那包烟还是去年过年时买的。儿子带着孙子回来，一大家子人吃年夜饭，他喝了两杯酒，去楼下超市买了一包。拆开抽了一根，被王淑芬闻到了，当着一家老小的面把他骂了一顿。他把烟塞进抽屉最里面，再没碰过。后来每次开抽屉都能看见它，像一个蹲在角落里的老朋友，不说话，只是安安静静地等他。

    烟盒已经皱巴巴的了。里面的烟也皱了，有几根弯了，像老人的手指。

    他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打火机是从办公室抽屉里翻出来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机，不知道是谁落下的，里面的液体只剩一小半，晃一晃能听到响声。他打了四下才点着。火苗在风里晃，像一只被掐住脖子还在挣扎的萤火虫。

    第一口。

    烟雾灌进肺里，像一把沙子扬进喉咙。他咳了起来，咳得很厉害，眼泪都咳出来了。不是呛的。他戒了快一年的烟，肺已经不适应了。可他继续吸，一口接一口，像一个第一次学抽烟的少年，笨拙地、固执地、不管不顾地。

    烟灰掉在栏杆上，被风一吹就散了。

    他想起父亲。

    父亲抽了一辈子的烟。老旱烟，自己卷的那种。烟叶是自己种的，晒在院子里，满院子都是那种辛辣的味道。母亲嫌难闻，把他的烟叶扔过好几次，他又捡回来。后来母亲不扔了，因为她发现父亲只有在抽烟的时候才会笑。父亲抽烟的时候会眯起眼睛，看着远方，像是远方有什么只有他能看到的东西。李明远问过他看什么，他说看路。什么路？来路。

    现在他站在哈尔滨一个医院阳台上的冬天里，抽着一包皱巴巴的烟，想着自己的父亲。他忽然意识到，父亲抽的不是烟。是一个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发一会儿呆的理由。

    第三根烟抽到一半的时候，手机响了。

    王淑芬。

    他犹豫了。烟夹在手指间，燃着的烟头在风里明明灭灭，像一盏快没油的灯。他知道她要说什么是——她一定也看到了通知。每次有重要的文件，省卫健委都会同时发给各市卫健委和各医院。她是牡丹江医学院的副院长，她的手机上一定也收到了同样的红头文件。

    第四声的时候，他接了。

    “老李。”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水面上连一丝波纹都没有。

    “嗯。”

    “我看到通知了。”

    “嗯。”

    “你要去？”

    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栏杆上按了一下。没灭。又按了一下。火星溅到手背上，烫了一个小小的白点，他没感觉。第三下的时候，烟终于灭了。他把烟头丢进阳台角落的雪堆里，烟头落下去，雪融了一小块，露出底下黑色的水泥地面。

    “这时候必须去。”他说。声音很坚定。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几秒钟很长。长到他能听到她呼吸的声音——一下，停顿，又一下。长到他听到她那边有人在喊“王院长，卫健委电话”，她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等会儿”，然后回到话筒边。长到他想起三十一年前领结婚证那天，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问“王淑芬，你愿意嫁给李明远吗”，她也沉默了这么久。

    “淑芬？”

    “我在。”

    “你不问我为什么？”

    “不用问。”她的声音有一点涩，像是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又像是刚咽下一口很苦的药。“你是科主任，又是搞骨科还精通重症医学。你不去，让谁去？让那些比你小二十岁的去？让那些刚结婚的、孩子还在吃奶的去？”

    他没说话。风从阳台的缝隙里钻进来，吹得他的大衣下摆翻起来。他把领口拢了拢，手指冻得发僵。哈尔滨零下二十七度，手机屏幕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

    “老李。”

    “嗯。”

    “你心脏装过支架。”

    “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她的声音忽然高了一度，然后又降下来。像是一根弦被拨了一下，又立刻被按住。“你去年十月份刚复查过，医生说你的左心室——”

    “我记得。”

    “你记得你就不该去。”

    电话里只剩下电流声。嘶嘶的，像远处的潮水。

    “淑芬。”他说，声音低得几乎被风声盖过，“我拦不住你，你也拦不住我。武汉的患者和医务人员太难了，这时候咱们必须冲上去。”

    她没接话。

    “三十一年了。”他看着远处屋顶上的雪，“你哪次拦住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笑。不是笑，是气的。是那种被一个人气得想笑又笑不出来的声音。他听过无数次。第一次是他把一个月工资借给了一个刚认识的同事，回来她就是这样笑的。后来他擅自报名去汶川抗震救灾，她也是这样笑的。再后来他把儿子送上去深圳的火车，站在月台上，她也是这样笑的。

    “你把降压药带上。”她说。

    “肯定带。”

    “速效救心丸，随身带。”

    “随身带。”

    “每天给我打电话。”

    “打。”

    “不是发消息，是打电话。我要听到你的声音。”

    “好。”

    “还有——”她停了一下。

    “什么？”

    电话里传来她深吸一口气的声音。那口气很长，像是要把整个冬天的冷空气都吸进去。然后她慢慢呼出来，呼得很慢，像是在数着呼出的每一缕气。

    “我等你回来。”

    五个字。每个字都很轻。轻得像雪花落在他的肩膀上，轻得像孙子睡着时放在他掌心的那只小手，轻得像三十一年前她说的那句“我愿意”。

    李明远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他的眼睛红了。不是风沙，哈尔滨的冬天没有风沙，只有刀子一样的风从松花江上刮过来，刮得人睁不开眼。他的眼泪流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流到嘴角，咸的。他没有擦。让风吹着。风把眼泪吹干了，在脸上留下一道道紧绷的痕迹。

    “好。”他说。

    只说了这一个字。

    挂掉电话后，他靠在阳台的墙上，闭了一会儿眼。墙是冰的，隔着大衣都能感觉到那种冷。头顶的空调外机还在响，嗡嗡的，像一只巨大的苍蝇。他想抽第四根烟，摸了摸口袋，发现烟盒空了。他把空烟盒捏扁，塞回口袋，又掏出来看了看——烟盒上的锡纸反射着灰白色的天光，亮了一下，又暗了。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上午去看父亲时，老人拉着他的手说了一句话。父亲已经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了，声音像是从一口枯井里传上来的，又闷又远。他把耳朵贴到父亲嘴边，才听清那六个字。

    “爸等你回来。”

    他知道这是一位父亲对他的牵挂和祝福。

    他把空烟盒扔进垃圾桶，转身回了办公室。

    电脑屏幕重新亮起来的时候，那篇论文还开着。光标停在第三页第七行，一闪一闪的，像是某种无声的催促。他把文档关掉了。论文可以以后再写。现在他要做另一件事。

    他开始写名单。

    三十个名字。一个一个地写。每个名字后面跟着职称、专业、血型、紧急联系人。写到第九个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那是一个二十六岁的护士，去年刚结婚，丈夫是同一家医院的麻醉科医生。他想起她的婚礼他也去了，新娘穿着白色的婚纱，头上戴着花环，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他在她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星号。备注：需与本人确认。

    写到第十七个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在纸上写了一行字。不是名单。是给王淑芬的。写完之后他看了很久，然后把那页纸撕下来，折成一个小方块，放进白大褂的口袋里。

    折痕很深，像一道刻在纸上的峡谷。

    正月初四。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出发大厅空得像一座被废弃的教堂。

    往日这个时间，这里应该挤满了人。拖着行李箱赶飞机的商务客，抱着孩子回娘家的年轻妈妈，举着接机牌等客户的小伙子，推着轮椅送老人的中年男人。行李车碰撞的声音，广播找人登机的声音，咖啡机打奶泡的声音，孩子哭大人吼的声音——那些声音像是一锅煮沸了的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现在，这锅水冷了。

    大理石地面反着光，照出天花板上日光灯管的影子。值机柜台只开了一个，柜台上放着免洗洗手液和测温枪。保洁员推着洗地机慢慢走过，洗地机的刷子摩擦地面的声音被大厅的回音放大，嗡嗡嗡的，像一群蜜蜂困在玻璃瓶里。

    只有一群穿冲锋衣的人站在大厅中央。

    他们穿的是统一的藏蓝色冲锋衣，左胸口印着“哈医大一院”的白色字样，后背印着“黑龙江援鄂医疗队”七个字。每个人身边都立着一只行李箱，箱子上贴着红色的标签，标签上印着同一行字——

    援鄂医疗队。

    红得像血。

    有人在哭。一个年轻的护士抱着她的丈夫，脸埋在他的肩膀上，肩膀一耸一耸的。丈夫的手在她背上轻轻拍着，嘴唇动着，在说什么。说什么呢？大概是“我等你回来”，大概是“每天给我打电话”，大概是“孩子有我呢”。全世界的告白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像一首被反复播放的老歌，旋律不变，但每一次听都会流泪。

    有人在笑。一个男医生举着手机，跟身边的同事自拍。他比了一个V字手势，笑容很大，露出八颗牙齿。闪光灯亮了一下，把他的脸照得很白。拍完之后他低头看照片，笑容忽然僵住了，拇指在屏幕上滑了一下，把照片删了。重新拍。这次他没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镜头，像一个要上战场的人。

    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低到站在旁边的人也听不清。只知道他的嘴唇在动，有时候停很久，听对方说，然后回一两个字。“嗯。”“知道。”“好。”挂掉之后他把手机翻过来，盯着手机壳看。手机壳上贴着一张小孩的照片，一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女孩，门牙掉了一颗，笑得很开心。

    李明远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他也穿着那件藏蓝色的冲锋衣。衣服是昨天发的，还有折痕。他本来穿的是自己的羽绒服，灰色的那件，穿了四年，袖口磨得发亮。王淑芬让他穿新的，他说旧的舒服。她就把新冲锋衣从柜子里拿出来，叠好，放进他的行李箱里。他没看见她什么时候放的。

    冲锋衣的胸口别着一朵大红花。

    花是绸子做的，红得刺眼。每一片花瓣都用铁丝固定在花蕊上，铁丝包着绿色的塑料皮。花蕊是一小簇黄色的塑料珠子，摇一摇晃一晃的。这花是医院统一发的，每人一朵。负责发花的是院办的年轻姑娘，她一个一个地给医疗队员别上，别到李明远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别针扎到了他的胸口。针尖刺进皮肤的感觉很轻，轻到几乎感觉不到。但他低头看了一眼——冲锋衣上多了一个小红点，不是血，是别针穿过布料时带出来的纤维。

    “对不起李主任。”姑娘的脸红了。

    “没事。”他说。

    他的手在口袋里。右手攥着一个小瓶子。速效救心丸。塑料瓶身上的标签已经磨得看不清了，只剩几个残缺的字——“效救心”“舌下含服”“一次4-6粒”。他用拇指摩挲着瓶盖上的防滑纹路，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

    “李主任，您紧张吗？”

    问话的是站在他旁边的小护士。就是昨天他在名单上画了星号的那个。她姓陈，叫陈雨，二十六岁，去年刚结婚。她的冲锋衣太大了，袖子挽了两道，领口露出一截红色的毛衣领子。她的脸上没有化妆，眉毛淡淡的，嘴唇有一点干，起了皮。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他，但手在发抖。不是冷，大厅里的暖气很足。

    “不紧张。”李明远说。

    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拍了拍她的肩膀。手很稳。至少看起来很稳。

    “您骗人。”陈雨笑了一下。笑得很短，嘴角刚弯起来就收回去了，像是怕笑容会消耗掉她攒了很久的勇气。“您手心里全是汗。”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心里确实有汗。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一下，又一下。裤子是深色的，汗渍洇上去，看不出痕迹。

    “是热。”他说。

    大厅的广播响了。“请乘坐CZ5241次航班前往武汉的旅客，到三号登机口准备登机——”广播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撞上大理石墙壁又弹回来，变得含混不清，像是一个人嘴里含着水在说话。

    人群动了一下。像一潭死水里忽然投进了一颗石子。

    哭声大了一些。笑声停了一些。打电话的那个男医生把手机翻过来，又看了照片一眼，然后关机了。他关机的动作很慢，拇指按在电源键上，按了很久，久到屏幕上的关机动画转了两圈才熄灭。屏幕黑了，他把它塞进背包最里面的夹层里，拉上拉链。拉链的声音很细，被大厅的嘈杂吞没了。

    李明远在人群中寻找一个身影。

    他找得很慢。从左边看到右边，从远处看到近处，像在扫描一张X光片。他看到陈雨的丈夫——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麻醉医生，站在人群最外面，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盒方便面和一瓶老干妈。他看到自拍的那个男医生——他姓赵，是呼吸科的副主任，正在给妻子擦眼泪。他看到感染科的护士——她的母亲站在她面前，两只手捧着她的脸，一遍一遍地摸，像是要把女儿的脸刻进掌心里。

    然后他看到了王淑芬。

    她站在大厅的玻璃门外。

    隔着那道玻璃门，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那件羽绒服是他四年前给她买的。那年冬天特别冷，松花江冻得比往年厚，她穿着旧羽绒服去上班，回来跟他说拉链坏了。他去商场给她买了一件新的，红色的。售货员说今年流行这个颜色，他就买了。拿回家她一看就皱眉头——“大红大绿的，像村姑”。她把衣服挂在柜子里，标签都没剪。第二年冬天他问她怎么不穿，她说太艳了。第三年冬天他又问，她说等过年。第四年冬天——就是今年——她穿了。

    红得像一团火。

    在这座灰白色的大厅里，在那些穿黑色、藏蓝色、深棕色冬衣的人群里，她的红色羽绒服像一根点燃的火柴。像一座灯塔。像一个在风雪夜里亮着灯的窗口。

    李明远朝她走过去。

    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路。不是让路，是他们的目光跟着他一起移动。那些含着泪的眼睛，那些强撑着的笑脸，那些握紧的拳头和松开的手指，都跟着他一起，看向玻璃门外的红色身影。

    门是自动门。他走近的时候，门开了。冷风从外面灌进来，裹着雪粒和汽车尾气的味道。他的眼镜片上立刻蒙了一层雾气，他看不清她的脸。

    “淑芬。”

    “嗯。”

    “我走了。”

    “嗯。”

    “你照顾好自己。按时吃药，别熬夜。”

    “你也是。”

    “孙子那边——”

    “有我呢。”

    “爸妈那边——”

    “放心吧。”

    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手里还攥着那个药瓶，瓶身被他握得温热了。他把药瓶放进冲锋衣内侧的口袋里，拉上拉链，又按了一下，确认拉链拉好了。

    “还有——”

    “还有什么？”

    他看着她的眼睛。隔着眼镜片上的雾气，她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不是泪光。是一种他说不出名字的东西。那种东西他在儿子出生那天见过——护士把儿子抱到她怀里，她低头看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眼睛里就是这个光。他在她查出甲状腺结节那天见过——医生说是良性的，她放下检查报告，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也是这个光。他在三十一年前见过——民政局门口，她穿着红毛衣，头发刚烫过，卷卷的，风一吹就乱。她说“走吧”，眼睛里就是这个光。

    “还有什么？”她又问了一遍。

    他没有回答。

    他往前走了一步。然后他做了一件他三十一年都没做过的事——至少在公共场合没做过。

    他弯下腰，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

    她的脸是凉的。被风吹了一路，皮肤上还残留着冬天的温度。她的脸颊上有一小块粗糙的地方——是冻疮。每年冬天都犯，抹什么药都不管用。他亲到那块冻疮的时候，嘴唇上传来微微的凸起感，像亲吻一小片砂纸。

    大厅里安静了一秒。

    然后——

    “李主任，你亲老婆了！”

    是陈雨喊的。她的声音又尖又亮，像一把剪刀剪开了大厅里沉闷的空气。她喊完之后自己先笑了，笑得弯下了腰，眼泪从眼眶里甩出来，不知道是笑出来的还是哭出来的。

    有人跟着笑了。有人鼓掌。有人吹了一声口哨。那些哭声、笑声、掌声、口哨声搅在一起，在大厅高高的穹顶下盘旋，像一群找不到出口的鸟。

    李明远的脸红了。

    他今年五十七岁，头发白了大半，心脏里装着一根支架，是一个七岁孩子的爷爷。此刻他站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里，脸红了。红从脖子根漫上来，漫过下巴，漫过脸颊，漫过耳朵尖。他低下头，摸了摸被亲过的脸颊，像是那里还留着温度。

    “你干什么？这么多人。”她小声说。声音小得只有他能听见。

    王淑芬瞪了他一眼。

    眼眶红红的。红血丝从眼角蔓延到瞳孔边缘，像一张细密的网。但她的嘴角是弯的。弯得像一道月牙，弯得像三十一年前她在民政局门口的那个笑容，弯得像她第一次抱着儿子的那个笑容。

    “亲我老婆，怎么了？”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钉子钉进木头里，一下，又一下。

    李明远笑了。

    他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张揉皱后又摊开的纸。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不是眼泪——至少他不承认那是眼泪。他说是眼镜片反光。他说是灯光。他说是风吹的。他说了很多理由，没有一个是真的。

    “走了。”

    他转身。

    转身的动作很快很坚定，他的背比三年前更驼了，冲锋衣穿在身上有点空荡荡的，肩膀那里垮着，像衣架不够宽撑不起来。他的脚步很快，快到陈雨要小跑才能跟上。

    走了几步。

    然后他停下来。

    转过身。

    大厅的灯光在他身后，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的影子从地砖上铺过去，铺过那些行李箱的轮子，铺过那些贴着红色标签的拉杆，铺过那些沾着雪水和泥印的鞋底，一直铺到王淑芬的脚边。

    他朝她挥了挥手。

    手举得很高，举过头顶，像在很远很远的距离外打招呼。其实他们之间只隔了十几米。十几米，走回去只要十几步。但他没有再走回去。他只是站在那里，举着手，嘴唇动了一下。

    她没听清他说了什么。

    大厅太吵了。广播在播登机通知，有人在喊“快点快点”，行李箱的轮子在地上滚，一个孩子在大哭。所有这些声音加在一起，把他说的话淹没了。

    但她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两个字。

    等我。

    然后他转身，消失在登机口的方向。

    王淑芬站在原地。

    她没有追上去。没有喊他的名字。没有哭。她只是站在那里，穿着那件红色的羽绒服，像一根钉在地上的路标。人群从她身边流过，拖着行李箱，挎着背包，抹着眼泪。她一动不动。

    站了很久。

    久到大厅里的人换了一拨。久到广播里念完了所有乘客的名字。久到保洁员推着洗地机从她身边经过，洗地机的水渍在地面上画出一道弧形的湿痕，湿痕慢慢干了，变成一道几乎看不见的印子。

    她还在那里。

    红色的羽绒服在灰白色的大厅里，很显眼。

    像一团火。

    像一座灯塔。

    像一个在风雪夜里亮着灯的窗口。

    武汉。

    飞机降落的时候，李明远透过舷窗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轮廓。

    从万米高空看下去，武汉像一个巨大的棋盘。长江和汉江是棋盘上最粗的两道线，把城市切成三块。桥是细一些的线，跨过江面，把被切开的部分重新缝合起来。房子是棋盘上的棋子，密密麻麻的，灰色的白色的红色的，排成没有尽头的队列。

    但他看到的不是这些。

    他看到的是一座被按了暂停键的城市。

    天河机场的跑道上停满了飞机。一架挨着一架，翅膀几乎碰到翅膀。那些飞机涂着各家航空公司的标志——红色的是南航，蓝色的是海航，绿色的是川航，白色的是厦航。它们肩并肩停在那里，像一排睡着了的大鸟。有的飞机的发动机上罩着黑色的防雨布，布上积了雨水，反射着灰色的天光。有的飞机的舱门开着，舷梯没有收，像一只鸟半张着嘴。

    没有一架在动。

    航站楼里没有人。

    不是人少，是没有人。自动步道空转着，橡胶履带一圈一圈地循环，发出单调的摩擦声。值机柜台的屏幕全黑着，上面贴着一张A4纸，写着“暂停服务”四个字。行李转盘静止不动，上面躺着一只没有人认领的红色行李箱，箱子上系着一条黄色的丝带。丝带的一端垂下来，在空调的风里轻轻晃动。

    只有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白色的防护服从头裹到脚，拉链从下巴拉到脚踝，接缝处用胶带封死。护目镜后面的眼睛看不清，防溅面屏反着光，把他们的脸变成一块一块的白色亮斑。他们在大厅里移动，像一群白色的幽灵。不说话。不交流。只有鞋套摩擦地面的声音，沙沙沙的，像秋天的树叶落在地上。

    李明远走在队伍最前面。

    他们的行李箱在转盘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像一群找不到出口的鱼。有人弯腰去拎，拎不动——防护服不透气，弯个腰都费劲。有人蹲下去拉拉链，蹲下去就站不起来，要扶着转盘的边缘才能稳住。

    出了航站楼，大巴在等他们。

    车是那种旅游大巴，车身是白色的，侧面印着一行蓝色的字——“武汉公交集团”。司机戴着两层口罩，手上戴着橡胶手套。他看到李明远上车，点了一下头。隔着护目镜，李明远看不清他的眼神。但那个点头的动作，很慢，很深，像是在鞠一个看不见的躬。

    车开动了。

    窗外的武汉，像一座空城。

    街道是空的。双向六车道的马路，从前应该堵得水泄不通，现在一辆车都没有。红绿灯还在不知疲倦地变换颜色，红灯、绿灯、黄灯，按照设定好的节奏循环。没有车看它们。没有人等它们。它们只是亮着，暗下去，再亮起来，像一个被遗忘的演员在空无一人的剧场里对着幕布表演。

    店铺全关了。卷帘门拉到底，像一道一道紧闭的眼皮。门上的春联还是新的，红色的纸上写着黑色的字——“迎春接福”“恭喜发财”。有一个店铺的卷帘门上贴着一张A4纸，纸的四边用透明胶带粘着。纸上写着四个字：武汉加油。字是用记号笔写的，墨迹洇开了，像一滴墨落进水里。

    偶尔能看到一两个人。

    戴着口罩。低着头。走得很快。手上提着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盒药或者几袋方便面。他们从马路这边走到那边，身影在空旷的街道上显得很小，很小，像一张巨大的白纸上滴落的几滴墨点。有一个老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袋米。米袋很重，自行车往一边歪，他用力扶着车把，一步一步地走。口罩戴得不太严实，露出一截鼻梁。他的鼻梁很高，像一道山脊。

    李明远看着那个老人，直到大巴拐过街角，老人消失在视野里。

    坐在他旁边的陈雨也在看窗外。她的手指按在车窗玻璃上，玻璃是冰的，她的指腹在上面留下一个小小的雾印。她用指尖在雾印上画了一个笑脸。两笔弯的，代表眼睛。一笔更弯的，代表嘴巴。画完之后她看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掌把笑脸擦掉了。

    玻璃上只剩下一片模糊的水痕。

    “李主任。”她说，眼睛还看着窗外。

    “嗯？”

    “我有点怕。”

    李明远没说话。他看着自己映在车窗上的脸。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把他的脸变得模糊不清。只能看到一个轮廓——一个老人的轮廓。颧骨很高，脸颊凹下去，像两片被风吹皱的水面。

    “不是怕死。”陈雨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大巴发动机的声音盖过。“是怕——”

    她没说完。

    但李明远知道她想说什么。跟王淑芬说的一样。跟所有人说的一样。是怕来不及。怕来不及把话说出口，怕来不及等一个人回来，怕来不及看着孩子长大，怕来不及把冰箱里的剩菜吃完，怕来不及在春天的早晨去早市买一把还带着露水的青菜。

    “怕是对的。”他说。

    陈雨转过头看着他。

    “怕的人才会小心。放心，只要咱们这个团队在一起，一定会让患者安康，大家平安。”他的声音不大，但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听得很清楚。他没说“别怕”。没说你不会有事的。没骗她。三十一年的从医生涯教会他一件事——不要跟病人说“没事”，要说“我会尽力的”。前一句是谎话，后一句是承诺。他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不知道那些还没见到面的病人会怎样。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三十个人全部带回去。不知道的事情，他不说。

    但他知道一件事。

    他会尽力的。

    驻地是一家快捷酒店。离医院步行十分钟的距离。酒店的大堂里堆满了物资——成箱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消毒液，垒得像一面墙。墙的最上面放着一盆绿萝，不知道是谁放的。绿萝的叶子蔫蔫的，边缘有一点发黄，但还活着。在这座被按了暂停键的城市里，在这座被防护服和消毒水味道填满的酒店大堂里，它还在长。

    李明远放下行李，与武汉医疗系统领导对接后，他没有休息。没有打开行李箱把衣服挂起来。没有给手机充电。没有坐下来喘一口气。他做了一件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他先去了对口支援医院。

    坐上了医院安排的轿车。司机戴着两层口罩。蓝色的医用外科口罩在外面，白色的N95在里面。口罩的金属条压在鼻梁上，压得很紧，鼻梁两侧的皮肤被勒出两道红印。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李明远，看了好几秒。然后他发动了车。一路上两个人都不说话。收音机里在放一首老歌，女声沙沙的，唱的是什么听不太清。车窗外的街道还是空的。路过一个公交站的时候，李明远看到站台上站着一个人。一个中年女人，戴着口罩，手里举着一块纸板。纸板上写着字，车开得太快，他看不清写的是什么。只看到最后三个字——“谢谢您”。

    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司机充满疲惫的声音传了过来，“谢谢你医生，感谢你们来帮助我们。”

    走进医院门厅看到一个巨大的鱼缸。

    这是李明远走进来注意到的第一件东西。不是预检分诊台，不是地上贴着的“一米线”标识，不是墙上挂着的疫情防控流程图，不是空气里弥漫的消毒水味道。

    是那个鱼缸。

    鱼缸很高，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里面养着一群红色的鹦鹉鱼。鱼缸的灯还亮着，蓝白色的光照在水里，把那些红色的鱼照得格外鲜艳。鱼在游。它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这座城市被按了暂停键。不知道穿着防护服的人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不知道空气里多了一种叫“新冠病毒”的东西。它们只是游。从左游到右，从上游到下，吐着泡泡，摆着尾巴。

    有一条鱼停在玻璃前面，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跟李明远说话。

    他站在鱼缸前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走向电梯。

    这原本是一家综合性三甲医院。现在，整栋楼都被改成了隔离病区。一楼大厅变成了物资存放点，成箱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垒得像一座山。纸箱上印着各种字样——“医用防护服”“GB19082-2009”“灭菌批次20200115”。有人蹲在纸箱旁边，用记号笔在箱子上写编号。笔尖摩擦纸箱的声音，吱吱的。

    电梯门上的标识是新的。红色的字，贴在银色的电梯门上——“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每一个字都有拳头那么大。红色的箭头指向不同的方向，像一张简化过的城市地铁图。

    李明远跟着医院工作人员乘电梯从六楼下来，每一层都停。四楼停得最久，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他听到走廊里传来监护仪的滴滴声，一声接一声，像某种古老的摩尔斯电码，在空气里传播着只有医生才能解读的消息。

    电梯门终于在一楼打开了。里面站着两个护士。她们穿着绿色的手术服，外面套着防护服，护目镜上全是雾气。其中一个靠着电梯壁，闭着眼睛。防护服的胸口位置用记号笔写着一个名字——刘芳。名字旁边画了一颗小小的五角星。不是规整的五角星，是随手画的，有一个角歪了，像被风吹弯的火苗。

    “几楼？”李明远问。

    那个叫刘芳的护士睁开眼，看了看他的冲锋衣，看了看他胸口的“黑龙江援鄂医疗队”字样。她的眼睛在护目镜后面亮了一下。那种亮不是灯被打开的亮，是灰烬里还有一颗火星被吹了一下的亮。

    “三楼。”她的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喝水了。“ICU。”

    电梯里有四个人——两个护士，一个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还有他。四个人各自站在电梯的一角，像四颗落在方形容器里的豆子。没有人说话。只有电梯运行的嗡嗡声，和呼吸声——那种被口罩和防护服层层过滤后的呼吸声，闷闷的，一下一下的，像是在水下喘气。

    三楼到了。

    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李明远闻到了ICU的味道。不是消毒水的味道。是一种更深层的、更原始的味道——血液、汗水、药物、恐惧和希望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这种味道他在重症监护室闻了二十年，闭着眼睛都能辨认出来。

    换衣区在走廊尽头。那里被塑料布隔成三个区域——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塑料布是透明的，用胶带粘在天花板和地面上。有人用记号笔在塑料布上写了一行字：“此门常闭”。四个字写得很大，笔迹潦草，写到最后一个“闭”字的时候墨水快没了，笔画断断续续的。

    李明远开始穿防护服。

    一层。

    洗手衣。蓝色的，棉质的，洗了无数次，领口的松紧带已经松了，套在脖子上有点垮。

    二层。

    隔离衣。白色的，后面系带。他反手系带的时候，手指够不到最上面那根。他试了两次，指尖碰到了带子，但捏不住。

    “我来。”

    是那个叫刘芳的护士。她从他身后走过来，两根手指捏住带子，绕了一下，打了个结。动作很快。快到他不确定她有没有真的打结。

    “你是黑龙江来的？”她问。声音从他的背后传过来。

    “哈尔滨。”

    “冷吧？”

    “习惯了。”

    三层。

    防护服。白色的，从头裹到脚。他把腿伸进去，拉上来，套上袖子。防护服的材质是不透气的，穿在身上沙沙作响，像穿了一件用塑料袋做的衣服。拉链在胸前，从胸口拉到下巴。他拉得很慢，一格一格地拉，怕拉坏了。拉坏了就要换一件新的。他知道现在的防护物资有多紧张。

    “低头。”刘芳说。

    他低下头。她把拉链拉到头，然后用胶带封住拉链的接缝。胶带撕开的声音很脆，嘶啦嘶啦的，像撕开一包速溶咖啡。她封了三道。一道在胸口，一道在下巴，一道在拉链的最顶端。封完之后她用手指沿着胶带压了一遍，确保每一寸都贴紧了。

    四层。

    鞋套。橡胶手套——两层。第一层是普通的医用橡胶手套，紧紧的，勒得手指发胀。第二层是加长款，一直套到小臂中段。两层手套套上之后，手指变得笨拙，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水在摸东西。

    五层。

    护目镜。他把护目镜戴上，调整了一下松紧带。松紧带勒在脑后，立刻在头皮上压出一道印子。护目镜的边缘压在眼眶上，压得很紧，像是有人用两只手指按住他的眉骨。

    然后是面屏。

    然后是N95口罩外面再戴一层医用外科口罩。

    穿完之后，他站在原地，等刘芳检查。

    她围着他转了一圈，目光从他的头顶移到脚尖，又从脚尖移回头顶。她伸手摸了摸他防护服的接缝处，检查有没有破损。她把他护目镜的松紧带又调紧了一格。她把他手套和防护服袖口的交接处用胶带又封了一道。

    “好了。”她说。

    李明远点了点头。然后他意识到，戴着两层口罩和面屏，点头这个动作几乎看不出来。

    “李主任。”刘芳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她站在他面前，护目镜后面的眼睛看着他。她的眼睛不大，单眼皮，眼角有一点往上挑。眼睛里全是血丝——不是熬夜熬出来的那种，是长期的、累积的、像墙角的裂纹一样的血丝。“您心脏不好？”

    他愣了一下。

    “名单上有写。”她说。“每个人的既往病史都写了。”

    他没说话。

    “我们这层的ICU，有十七张床。满的。走廊里还加了五张。”她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病历。“工作量很大。防护服一穿就是六个小时。中间不能上厕所，不能喝水。脱下来的时候，里面的衣服能拧出水。您——”

    “我知道。”他说。

    她看着他。

    “我干了三十一年骨科，对重症也很熟悉。”他说，“我知道什么情况。”

    他没说的是——他的心脏里装着一根支架。支架是不锈钢的，长度十八毫米，直径三毫米。去年十月份刚复查过，医生说左心室射血分数偏低，让他注意休息，不要太累。他把复查报告塞进抽屉最里面，没告诉王淑芬。

    他没说的是——他从哈尔滨出发前，偷偷去了一趟医院。不是去开会，是去做心电图。心电图室的年轻医生看了波形图，说李主任您的ST段有点压低，要不要做个动态心电图。他说不用。拿了报告就走了。报告现在在他行李箱的最底层，压在一叠换洗衣服下面。

    他没说的是——他怕。怕的不是死。是死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是死在还没把三十个人全部带回去之前。

    “那您进去吧。”刘芳说。她往旁边让了一步。

    ICU的门在走廊尽头。

    那扇门是铅灰色的，很重，要用全身的力气才能推开。门上有一个圆形的观察窗，玻璃是磨砂的，看不太清里面。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在晃动——白色的影子，绿色的影子，监护仪屏幕上跳动的红色数字。

    李明远把手放在门上。

    掌心贴着门板。门板是凉的。隔着两层手套，那种凉意被削弱了很多，但还是能感觉到。像把手放在冰面上，隔着一条毛巾。

    他推开了门。

    ICU里面，灯是永远亮着的。

    不是因为需要光。是因为这里面的人需要知道，黑夜和白天还是有区别的。灯亮着，就是白天。灯关了——其实灯从来不会关。

    十七张床。十七个人。

    第一张床上躺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无创呼吸机。面罩扣在她的口鼻上，透明的塑料面罩里全是雾气，随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她的眼睛闭着，睫毛很长，在监护仪的冷光下投出两道淡淡的影子。床头柜上放着一部手机，手机屏幕亮着，显示着一个未接来电。来电人的备注名是“老公”。手机旁边放着一个保温杯，杯盖上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妈，多喝水。我们等你回家。字迹很稚嫩，像小学生写的。最后一个“家”字的宝盖头写得很大，把下面的“豕”字整个包住了。

    第二张床。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插管。气管插管从他的嘴里伸出来，用胶带固定在脸颊上。胶带是肤色的，贴在他花白的胡茬上，边缘有一点翘起来了。他的眼睛睁着，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片云。他盯着那片云，一动不动。监护仪上的数字在跳——心率九十二，血氧九十四，血压一百三十一/八十五。

    第三张床。一个女人。年龄看不出来。脸上全是管子——气管插管、胃管、深静脉置管。管子的颜色各不相同——透明的、淡黄色的、深蓝色的。它们从她的嘴里、鼻子里、脖子里伸出来，连接到各种各样的机器上。呼吸机在床尾，像一台老式的缝纫机，活塞一起一落，发出嘶——嘭、嘶——嘭的声音。输液泵挂在床头的架子上，一共六个。六个输液泵同时工作，每一个的屏幕上都有一个数字在跳。药液顺着透明的管子往下流，一滴一滴的，滴进她的血管里。

    第四张床。第五张。第六张。

    李明远一张床一张床地走过去。

    他走得很慢。不是因为年纪。是因为穿着防护服走路本身就很难。鞋套在地面上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护目镜上的雾气越来越重，视野变成了一块模糊的白色。他只能从雾气的缝隙里往外看——那些缝隙很窄，像一道一道的裂缝。从裂缝里看出去，世界是碎的。碎成一块一块的人，一块一块的床，一块一块的监护仪屏幕。

    他在第三张床前面停下来。

    这是那个脸上全是管子的女人。她的病历卡挂在床尾。姓名：张秀兰。年龄：五十二岁。入院日期：一月二十日。诊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重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血氧饱和度：百分之八十七。

    八十七。

    这个数字意味着她的血液里，氧气含量不到正常人的一半。意味着她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缺氧。意味着她的心脏正在拼命地跳，试图把仅存的那一点点氧气送到身体各处。意味着如果再不想办法，她的心脏会累垮。然后是一切。

    “准备插管。”李明远说。

    他的声音从两层口罩和面屏后面传出来，变得很闷。但他知道身后的人听到了。

    “李主任——”身后有人说话。是这层ICU的值班医生，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防护服上写着名字：周远。“她的CT显示双肺弥漫性病变，插管之后气道管理压力会很大，而且——”

    “我知道。”

    “而且插管过程中，飞沫和气溶胶非常容易感染您——”

    “我知道。”

    周远不说话了。

    李明远转过头看着他。隔着护目镜和面屏，他看不清周远的脸。只能看到他的眼睛——年轻的，还没有长皱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写满了犹豫。

    “不插管，”李明远说，一个字一个字地，“她撑不过今晚。”

    没有人再说话。

    喉镜。气管插管。镇静药。肌松药。吸引器。一样一样地推过来。金属托盘在床头柜上放下的时候，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李明远站在患者的床头。

    他调整了一下位置。床太高了，他的个子不够高，要把手肘抬起来才能看到患者的咽喉。他把脚踮起来一点，又放下去。护目镜上的雾气更重了。他把头侧过去，用肩膀蹭了一下护目镜的外侧。没用。雾气在里面，在外面蹭没有用。

    “给我一块纱布。”他说。

    有人递过来一块干纱布。他把它卷成一个小卷，塞进护目镜的下沿。纱布吸掉了一部分水汽，视野清楚了一些。清楚得有限。像从毛玻璃后面往外看——能分辨出形状，但看不清细节。

    他开始操作。

    喉镜伸进去。金属的弧度顺着舌面往下滑。他看到了会厌。会厌是粉红色的，像一个小小的盖子，盖在声门上方。正常人的会厌是清晰的、轮廓分明的。但这个患者的会厌是肿胀的，颜色比正常的深，像一块被水泡过的海绵。

    他看不到声门。

    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流下来。不是一滴一滴的，是成股地往下淌。汗水流进他的眼睛，蛰得生疼。他眨了眨眼，汗水和眼泪混在一起，视野更模糊了。他不敢用手去擦。手套上全是患者口腔里的分泌物。

    他的心跳在加快。

    砰。砰。砰。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动。不是正常的心跳。是那种被什么追赶着的心跳。他的左手开始发抖——不是紧张，是缺氧。防护服里的氧气含量比外面低得多，二氧化碳在积聚。他的脑子开始发蒙。像有一层薄薄的雾，从后脑勺往前蔓延，慢慢地、慢慢地，把他的思维包裹起来。

    “李主任，要不要换我来？”

    是周远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李明远没有回答。

    他闭了一下眼。然后睁开。然后把手里的喉镜又往前送了半厘米。

    这一次，他看到了。

    声门。白色的。小小的。在视野深处像一道白色的缝隙，随着患者微弱的呼吸一开一合。一开一合。

    他把气管插管拿起来。透明的塑料管，弧度是预先定好的。他把管子的前端对准声门，顺着喉镜的弧度往下送。管子的前端碰到了声门，声门痉挛了一下，闭合了。他停了一秒。两秒。三秒。声门又张开了。

    他把管子推进去。

    拔导丝。打气囊。接呼吸机。

    呼吸机的屏幕上跳出一行波形。规律的，一上一下的锯齿状曲线。监护仪上的血氧饱和度数字开始跳动——八十九。九十一。九十三。九十五。

    九十五。

    李明远退后一步。

    他靠着墙，大口大口地喘气。护目镜里全是雾，什么都看不见。他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很快，快到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砰。砰。砰。不是正常的节奏。是乱了的节奏。

    他闭了一会儿眼。

    等他睁开眼的时候，护目镜里的雾气散了一些。他能看到了——那个叫张秀兰的女人安静地躺在那里，气管插管连接着呼吸机，呼吸机的活塞一起一落。她的眼睛还是闭着的。但监护仪上的数字在跳动。规律的。稳定的。

    “下一个。”他说。

    他插了三个管。

    第一个是张秀兰。五十二岁。用了两次尝试。插管成功后血氧从八十七升到九十五。

    第二个是一个六十八岁的男性。退休教师。家属说他确诊之前还在给学生上网课。视频课，讲初中物理。讲到欧姆定律的时候咳得讲不下去了，第二天就发了高烧。这个患者的口腔分泌物很多，视野极差。他试了三次。第一次没看到声门。第二次看到了但管子滑脱了。第三次，成功了。他把管子送进去的那一刻，感觉自己的心脏漏跳了一拍。不是形容，是真的漏跳了一拍。像是一首正在播放的歌忽然卡了一下，然后继续。

    第三个是一个七十四岁的老大爷。姓陈。从前是长江大桥的建设者。病历上写着“发热七天，气促三天”。CT显示双肺已经白了大半，像一张被墨汁泼过的宣纸。家属送他来的时候，在急诊室门口跪下了。不是跪医生，是跪在门口。跪了很久。

    陈大爷的插管最顺利。一次成功。

    但李明远记得最清楚的，是插管之前。

    他走到陈大爷床边的时候，老爷子是清醒的。无创呼吸机的面罩扣在他脸上，他把面罩推开一条缝，露出嘴巴。他的嘴唇干裂得厉害，裂口上结着褐色的血痂。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李明远俯下身。耳朵贴近他。

    “我……”老爷子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一台信号不好的收音机。“我修过……鹦鹉洲……长江大桥……一九七零年……十一月……”

    鹦鹉洲长江大桥。

    李明远知道那座桥。红色的桥身，像一道彩虹跨过长江。他第一次来武汉开会的时候，从桥上经过。出租车司机指着桥说，这是我们武汉人修的。说这句话的时候，司机的语气里有一种他说不出的东西。后来他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那叫骄傲。

    “我把桥修好了……”陈大爷的嘴唇在动，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远，像是从一九七零年的那个十一月传过来，“修好了……没过几年……桥还在……我……”

    他的声音断了。

    监护仪上的血氧饱和度在往下掉。九十二。九十。八十八。

    “准备插管。”李明远说。

    镇静药推进去。陈大爷的眼睛慢慢闭上。睫毛颤了一下，像蝴蝶合上了翅膀。

    插管。一次成功。

    接上呼吸机之后，血氧开始回升。九十一。九十三。九十五。九十六。

    李明远站在床边，看着监护仪上的数字。数字跳得很稳。九十六。九十六。九十七。像一座桥的桥墩，稳稳地立在江心里。

    他转身，准备去看下一个患者。

    然后天旋地转。

    那种晕不是从脑子里来的。是从心脏来的。心脏像一个被重重击打了一下的钟，嗡地一声，整个世界都跟着震。他的手扶住床栏。床栏是金属的，冰凉。隔着两层手套，那种凉意沿着手指往上爬，爬到手腕，爬到小臂，爬到心脏。

    他的腿在抖。膝盖软得像煮过的面条。他试图站直，但身体不听话。像是有人把他身体里的那根轴抽掉了，所有的骨头、肌肉、肌腱都在往下坠。

    他慢慢滑下去。

    坐到了地上。

    地面是凉的。很凉。隔着防护服都能感觉到。那种凉从尾椎骨往上蔓延，沿着脊柱，一节一节地爬。他的后背靠着墙，墙也是凉的。他被夹在两个凉的东西中间，像一个被冰袋包裹的人。

    “李主任？李主任！”

    有人在喊他。声音很远。远得像在对岸喊。

    他想回答。嘴张开了，但发不出声音。他的嘴唇在动——他知道自己的嘴唇在动。但声音呢？声音去哪了？像是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这一头在说话，那一头什么都没有。

    眼前的雾气越来越重。

    不是护目镜里的雾气。是别的东西。是那种从视野边缘往中心蔓延的黑色。黑色的边缘是不规则的，像一滴墨滴进水里，慢慢洇开。黑色的部分越来越大，白色的部分越来越小。他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是陈大爷床头的监护仪屏幕。上面有一个数字——九十八。绿色的，一闪一闪的。

    然后全部是黑色。去读书 www.qudushu.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