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7章 伦敦的反应和弗洛伊德的启发

(去读书 www.qudushu.la)    两天後，《变形记》传到了伦敦。

    渡轮把《现代生活》和巴黎报纸的评论一同运过多佛海峡，再经由铁路分送到伦敦的各个书报商手里。

    最先拿到的是查令十字路附近的几家书店，他们订了法文原版，专供给那些在巴黎住过、或者自诩跟得上欧洲潮流的读者。

    接着是俱乐部的阅览室，然後是私人信件里夹带的译稿。

    到了二月十一日，那些靠二手消息吃饭的报纸编辑终於都读过了至少一半内容，於是伦敦的知识阶层开始发表意见。

    起初，英国人保持了镇定——或者说，他们保持了那种面对大陆怪事时特有的习惯性轻蔑。

    《泰晤士报》在二月十一日的第三版，刊登了一篇评论，带着浓浓的俯视海峡对岸的优越感——

    【莱昂纳尔·索雷尔先生又一次证明，巴黎的文学正在从严肃走向乖僻。

    继侮辱王室、扰乱殖民地、嘲讽帝国秩序之後，他又发明了可以被命名为「昆虫社会主义」的手法。】

    这句话很快就被各家报纸转述，态度也大多是嘲讽。

    《每日新闻》用了类似的说法，但加了一句【法国人总是喜欢把日常生活的烦恼打扮成高深莫测的哲学】。

    《标准报》更直接，说巴黎作家找不到新题材，只好靠写虫子来吓唬人。

    《晨邮报》的评论员写了一篇短文，把莱昂纳尔比作伦敦那些夸大其词的法语教师——在黑板前喋喋不休，其实没人在乎。

    伦敦精英们读到这些，几乎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觉得这不过是巴黎又一次自说自话的文学狂热——

    甲虫？一个推销员变成了甲虫？这有什麽好大惊小怪的。

    然而，这种镇定的气氛没有持续太久。

    那些白天在圣詹姆斯街的俱乐部里嘲笑过「法国昆虫」的绅士们，读完法文原版後，发现自己在当天夜里无法安然入睡。

    比如在伦敦桥附近开会计事务所的亨利·普莱斯，就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海里则是另一个画面：

    格雷高尔在门背後听见经理的声音，急得团团转，仍然想解释自己可以赶上下一班火车。

    普莱斯先生想到了自己——他管着一间十二个人的事务所，每年要处理上千份帐目，看起来是个「成功人士」「上流社会」。

    但他知道如果自己三天不到办公室，合伙人就会开始交换眼色；如果一个月不到，桌子就会被搬走，名字也从门牌上刮掉。

    他忽然意识到，那个法国人写的不是巴黎的噩梦；这种噩梦，身在伦敦的他也会做。

    伦敦的现代与巴黎的现代不同——这里的生活是分区的、分层的、分阶级的，被一堵堵墙、一道道门严格地隔离开。

    西区的绅士可以每天都吃到烤牛肉和约克布丁，同时完全不用在意东区的码头工人正在用一便士的汤度日。

    体面的家庭可以把女佣安置在阁楼上，每个月只给她几先令工资，从来不用过问冬天阁楼冷不冷、夏天闷不闷。

    帝国各部办公室里的官僚可以用一句「这是规定」来拒绝所有合理的请求，语气平和，毫不在乎会死多少人。

    《变形记》则用文字的力量打破了这些墙、这些门，赤裸裸地告诉所有人——你们自诩为「绅士」，也不过是因为「有用」！

    那只叫「格雷高尔」的甲虫正在每个办公室、每个工厂、每个家庭里提醒那些「有用之人」一个残酷的真相：

    你被爱的全部条件，就是你能继续有用下去！

    伦敦的保守派报纸这才後知後觉地开始警惕起来。

    《标准报》又发了一篇评论，语气严厉，说这部「有损公共道德」，暗示它会让工人「对雇主产生不必要的怨恨」；

    《晨邮报》则批评它「把家庭关系描绘成全是铜臭味的冷酷契约」，认为这种写法「不符合英国人对家庭的理解」。

    《笨拙》杂志则刊登了一幅漫画，标题是《法国昆虫正在入侵》——

    画面上，一只戴着法式高礼帽的甲虫，前腿夹着一根手杖，後腿踮着脚尖，正费力地爬上一张摆着烤牛肉的餐桌；

    餐桌旁边坐着一个肥胖的英国绅士，一脸惊恐地跳起来，椅子翻倒在地。

    伦敦人看到这幅漫画，大多哈哈大笑，他们喜欢这种自我解嘲式的讽刺，来打发来自海峡对岸的麻烦。

    可是笑完之後，许多人晚上仍然睡不好。因为他们知道那只甲虫不是从巴黎爬来的，它本来就在伦敦人自己的床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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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时间的巴黎，二月十四日清晨，萨彼里埃医院。

    这座庞大的精神病院坐落在巴黎左岸，负责收治全法国最严重的神经疾病和精神病患者。

    三十岁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跟在全欧洲最权威的精神病学教授让-马丁·沙可身後，沿着长廊从一间病房走向下一间。

    去年，他在布吕克教授的推荐下获得一笔留学奖学金，於十月来到巴黎，跟随沙可学习神经病学、癔症与催眠，为期十九周。

    这一周是这次进修的最後一周。下周他就要离开巴黎，绕道柏林去拜访儿科专家巴金斯基，然後返回维也纳。

    查房队伍走到第三病区东侧的一间单人病房时，沙可停下了脚步。

    这间病房的铁架床上躺着一个人，朱尔·罗夏尔，前巴黎医学院教授，生理学与病理学权威，法兰西科学院通讯院士。

    在一八八四年霍乱危机之前，他的名字曾经和巴斯德并列，被写入医学教科书。但如今他已经疯疯癫癫了一年多。

    透过门上的观察窗，可以看到罗夏尔的头发乱糟糟的，眼窝深陷，嘴唇乾裂，双手被软布条固定在床栏两侧。

    沙可推开门走进去，其他医生都跟在他身後。

    罗夏尔听到声音，猛地抬起头来。等看清了来人，他忽然像被电流击中一样绷直了身体，开始用嘶哑的嗓音喊：

    「放血！每秒三十滴！盐水是谎言！你们听见没有？谎言！一秒！一秒！」

    「我说了一百遍！我的数据是对的！他们说我渎职！」

    「他们——巴斯德——索雷尔——骗子！骗子！」

    弗洛伊德站在沙可身後半步，冷静地观察着。

    罗夏尔的躁狂症状很典型：言语急促、逻辑混乱、联想散漫，同时又重复着固定的词汇——「放血」「盐水」「巴斯德」「索雷尔」……

    他的妄想内容和他过去四十年的专业生涯有直接关系。但他失去了名誉、头衔、地位，於是他的精神也一并失去了支点。

    等罗夏尔的嘶喊告一段落，沙可才开口：「朱尔，今天感觉怎麽样？」

    罗夏尔瞪着他，嘴唇哆嗦着，像条被捞出水面的鱼：「他们偷了我的数据！巴斯德偷了！索雷尔偷了！一秒！一秒就是生命！」

    沙可没有反驳他，只是侧过头，对身後的弗洛伊德说：「西格蒙德，还是由你来处理。」

    弗洛伊德内心叹了口气，默默走上前，身後的护士则推来了治疗车。

    治疗车上放着一套放血用的柳叶刀和承接杯，几个装着不同药液药粉的小瓶，还有一个用电池、铜丝和海绵组成的电疗装置。

    沙可站在他背後交代着：「标准程序。先放血300毫升，然後服用10毫升碘化汞和砒霜的合剂，最後用电击3分钟。」

    弗洛伊德虽然读过最新的文献，知道放血疗法在霍乱时期已经被证明无效，碘化汞和砒霜的毒性也早就受到质疑。

    但他无法反对，毕竟在萨彼里埃医院，沙可就是上帝！

    他拿起柳叶刀，刺破了罗夏尔的手臂内侧的一条静脉，暗红色的血液很快就流了出来，滴答着落在承接杯里。

    罗夏尔起初还在喊「你们杀了我吧」「说谎的人必被上帝惩罚」……但随着血液流淌，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不一会儿，他的眼神也变得涣散，像一盏快烧完的油灯。等到300毫升血放完，他的头歪向一侧，几乎安静下来。

    弗洛伊德替他清洗了伤口，然後从不同药瓶里倒出几滴药液，掺进半杯水里，让迷迷糊糊的罗夏尔喝了下去。

    接下来是电击治疗。弗洛伊德把海绵电极贴在他的小腿内侧和左手手腕上，转动感应线圈的手柄，调到中等强度。

    电流通过时，罗夏尔的肌肉剧烈抽搐了起来；眼睛瞪得像探照灯，直视天花板；嘴唇翕动着，像是在默念什麽咒语……

    三分钟後，弗洛伊德关掉了电流。罗夏尔的身体彻底松弛下来，安静地躺在床上，眼睛半闭着，没有任何攻击性了。

    沙可走到床边，低头察看罗夏尔的神色，然後对弗洛伊德点了点头：「你做得很好。」

    接着又转向其他医生，开始自己的教学：「放血疗法在霍乱上已经被淘汰了没错。但精神病患者不一样。

    他们的躁狂往往伴随着脑部充血和体液过剩。放血能减轻颅内压力，让病人平静下来。电流刺激也有类似的效果——

    它能让神经系统的过度兴奋得到抑制。这套方法仍然有效，至少在实践中是这样表现的。」

    弗洛伊德没有反驳，只是默默擦乾净柳叶刀，放回托盘里。

    查房结束後，弗洛伊德独自回到自己那张小桌前。桌上堆着一摞还没来得及装订的病例，还摊着一本《现代生活》杂志。

    这是一个星期前一个奥地利同乡留下的，他一直没有细看过，因为实在是没空，也没有心情。

    弗洛伊德坐下来，把桌上的杂物推到一边，想继续写那份要交给沙可的总结报告。

    但写了几行字，脑子里总是浮现朱尔·罗夏尔那张脸——

    这个曾经站在法兰西科学院讲台上意气风发的男人，如今连自己的名字都快记不清了。

    但弗洛伊德没空替别人担心，他现在的经济状况同样糟糕。

    维也纳大学给了他一个神经病理学讲师的职位，但这个职位没有固定薪水，全看有多少学生上他的课，有一个人就得一份钱。

    可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哪里能吸引学生来上课？所以来巴黎之前，他全靠从布吕克教授那里借来的钱维持开销。

    如今奖学金也快用完了。

    下周他本应绕道柏林，去拜访儿科专家阿道夫·巴金斯基，在柏林的儿童医院学习几个星期儿科神经学，然後再回到维也纳。

    但他计算过路费和住宿费之後，发现帐上剩下的钱只够买一张直接回维也纳的车票。

    他收到过几封信。一封来自维也纳的朋友，问他要不要考虑放弃学术，直接开一间神经科诊所。

    对方在信里估算了一下：「维也纳有钱女人多得是，她们愿意花大价钱治头痛和失眠。只要你用沙可的名声，不愁没有病人。」

    另一封来自一个在美国纽约的旧同学，措辞更加直接：「西格蒙德，来美国！纽约不需要行医资格！这里的女人——

    犹太人、德国人、爱尔兰人……——总之人人都说得了歇斯底里症！你只要勤动手就能发财，她们付得比欧洲人多三倍！

    去年，我隔壁街区有个混蛋把一台古怪的治疗歇斯底里症的机器卖给了一个叫特斯拉的工程师，发了大财！诊所扩大了一倍！

    只要你愿意来纽约，在这里干上五年，就能回维也纳自己开个大诊所。不要犹豫了！」

    弗洛伊德确实动心，他也向往不用再数着铜板过日子的生活。但他又想起未婚妻玛莎·伯奈斯，他们订婚已经四年了。

    他答应过她，等到经济状况好转就结婚。可四年过去了，他仍然是个没有固定收入的讲师，租房住，靠奖学金和借款度日。

    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但正是因为她不抱怨，他才更加焦虑。

    弗洛伊德揉了揉太阳穴，想让自己暂时不去想那些数字，於是放下了报告，目光落到桌上的《现代生活》上。

    他随手翻开，扫了几行目录，然後翻到部分。一句话出现在他眼前：

    【当格雷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虫。】

    弗洛伊德坐直了身体，又重读了一遍，然後接着往下读了几段——

    格雷高尔没有惊慌，没有祈求神明，没有认为自己发疯；他只是在想上班会不会迟到。

    弗洛伊德把杂志按在桌上，几乎要跳起来。因为他猛然发现——

    莱昂纳尔·索雷尔，这个全欧洲都在谈论的大作家，把他内心刚模模糊糊触碰的东西，用的形式清清楚楚地写了出来！

    （三更结束，求月票！）去读书 www.qudushu.la